惊天巨骗：仅靠一张假批示他成功骗巨款一周后偷偷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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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 年 3 月 18 日黄昏时分，一个身穿灰色呢大衣，瘦高个儿、瘦长脸、肤色黄黑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北京西交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办公室。

  来人递给工作人员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然后打开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请签收。」

  行长办公室工作人员一看此人来头不小，不敢怠慢，便在此人指定的位置签了名字。

  此人例行公事般地说了声「好」，收起了文本，迈着从容的八字步走出了行长办公室。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端详信封，上面写着「速送」（限下午五时四十分前送到）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等字样，不敢怠慢，赶紧将此急件送到行长当班秘书手中。

  行长秘书拆开信封后，见是写给周恩来总理并得到总理批示的一份报告，内容如下：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做才能够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 15-20 万元，可否，请批示。

  报告下面空白处，右边有毛笔竖写的「周恩来」签名和「三月十八日」字样，其左边空白处，还有一段批文：「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二十万元。」

  行长女秘书，望着周总理那熟悉而又潇洒的签名，虽然对这一违反常规的做法产生怀疑，但当她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表时，心头不由一紧，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

  时间紧迫，不容多想，于是她急忙拿起电话：「喂，北京分行吗？半小时以内你们准备好二十万元现金。」

  接着，她又遵照「总理批示」，讲了几点整理钞票的要求：「对，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你们先准备，马上由计划研究局王副局长正式下达送款通知。」

  3 月中旬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几位行长都带上局长分头到外地或开会或搞调研去了，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是计划研究局王副局长。

  挂断电话，女秘书急忙敲开了王副局长办公室的门。她将信函和「总理批示」递给了王副局长，并告诉王副局长，她已通知北京分行准备款子了。

  王副局长认真看过后，疑惑地问道：「二十万元，不是个小数目，为啥不通过财政部？」

  没等女秘书答话，桌上的电话铃急骤地响了起来，王副局长拿起听筒一听，是「总理办公室」的催促电话。

  「噢，我是总行计划研究局，是……二十万元我们正在准备！七点以前保证送到，请转告总理放心。」

  电话挂断，王副局长没有放下听筒，他一边拨号一边说：「总理办公室又来电话催了，我这就通知发行局，让他们火速派人去北京分行取款，直接送到民族饭店，交给已在大堂等候的『赵全一』。」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行局朱科长等三人，将轿车停在民族饭店大门前停车场，赶紧从车上抬下两麻袋钞票，走向民族饭店前厅转门。

  农历早春二月的晚上，北京天气还很寒冷，可抬着麻袋的朱科长等三人的额头上却都渗出汗。二十万元，如果是现在的百元面额大钞，而那时却装了整整两麻袋——

  须知，那时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分为分、角、元三种，最大面额就是十元。按照「总理批示要求」，还必须是市场上流通的旧币。而那时，物价便宜，国营粮店供应的大米一毛一二分一斤，一尺上好的棉布也就在一元左右，平常市面上能用到十元票子的情况很少，所以二十万元塞满两麻袋就不足为奇了。

  朱科长让两个同事在门口看着麻袋，自己径直走向服务台询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

  这时，从旁边的大沙发上立起一个人，穿着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头戴军式黑呢帽子，大模大样地走近服务台答道：「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

  朱科长看了一眼面前的这个自称是「赵全一」的人，如释重负地问道：「我们没误事吧？」

  说着，他拿出了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介绍信，上面写着：「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二十万元整。」

  「赵全一」按照朱科长的要求，从自己带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一张收到二十万元现款的收条，连同介绍信一并交给了送款负责人朱科长。

  朱科长等三人拿了介绍信和收条，离开了民族饭店。当他们迈出饭店大门时，不约而同地长长舒了一口气，「总算达成目标了！」

  几天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回京后，听了王副局长汇报拨款之事，认为应向总理办公室请示该笔款项如何入账。

  然而，3 月 24 日，总行经向总理办公室请示得知，总理从未批示过这笔款，并要他们将原件送去查看。

  待原件被送到总理办公室，方知这是一起巨款诈骗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随即向公安部报了案。

  周恩来总理听了报告极为震怒，亲自打电话给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责令公安部限期破案。

  对这么一起惊天大案，公安部格外的重视，部领导亲自挂帅，火速会同北京市公安局领导分析案情，部署侦查。

  3 月 24 日当天，一场以侦破这起大案为中心的群众性破案运动便在京城内迅速掀起。一方面通过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广泛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则请求军队帮助，抽调一大批年轻的连排级干部撒向基层，没日没夜地开展走访、摸排工作。

  同时，后来被誉为我国「第一神探」的刘文也加入了专案组。离休前任公安部刑侦局局长的他，当时的职务还是公安部治安行政局技术处文检组组长刘文。

  3 月 24 日晚，刘文拿到了四份重要物证：一、国务院的信封；二、「总理批示」的报告；三、「赵全一」的介绍信；四、「赵全一」的收款条。

  他马上组织文检人员连夜进行检测验证。最终，文检人员从笔迹特征认定以上物证上面的字都是出自一人之手，而且犯罪分子文化水平高，且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语，周恩来的签名是模仿而成。

  技术组昼夜奋战，确认案犯使用的国务院信封有擦拭和二次封口的痕迹，是曾使用过的旧信封；「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印文是用钢板、蜡纸再加红印油印成的，而介绍信上的「总理办公室」的戳记，是用水彩笔绘的。

  为了确定犯罪分子使用的那个国务院的旧信封是出自哪个单位，技术人员将国务院信封样本与物证信封进行同版鉴别和纸张纤维成分分析，确认作案人使用的是 1959 年 6 月印刷的浅棕色牛皮纸信封，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一般都能够最终靠文件往来得到。

  为查明信封上被擦刮的字迹原文，虽然反复进行红外线、紫外线摄影和检验，但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此外，对于物证所使用的墨水种类、牌子和来源的侦查，由于同类物品使用面太广，也未能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甚至，对信封还联系保密单位做了原子放射同位素查验，仍未发现对破案有价值的线索。

  办案人员通过一系列分析稿纸印刷特征发现，虽然犯罪分子所用的公文稿纸当时使用很普遍，但由于这种稿纸都是各单位自行加工定做的，其使用纸质、印刷特征各有不同。

  这天上午，公安部将此查证结果正式通知外贸部。外贸部紧急动员，查档案，查 3 月 18 日下午所有人员的行踪。

  外贸部保卫处将部内工作人员档案按单位摆放到一个会议室，由刘文带领的公安部文检人员逐人查对笔迹。

  王倬：36 岁，辽宁省辽阳人，大学毕业，参加过三青团、青帮，曾在北平市党部特刑庭会计室做过收发。1949 年北平解放后，混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陕南军区卫生所工作。1950 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为逃避赴朝作战，与同事王国昌开小差，伪造路条，将王国昌化名为「赵全一」。

  董林反映了几点情况：第一，发案那天下午，王倬请假没上班，说是带他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去了，但经查证，他和他母亲没有去积水潭医院。

  第二，前几天，办公室几个同志在闲聊，说起最近发生的这场大骗案，提到犯罪分子的特征是眼睛很小时，我随口说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本来这只是句开玩笑的话，哪知，王倬勃然变色，暴跳如雷，冲我发火道：「你诬陷好人！」他发这样大的脾气，是从来就没过的。这是做贼心虚！

  第三，最近机关为配合排查，叫每个人写几个毛笔字、钢笔字。王倬遮遮掩掩，不敢当大家的面写，费了好大的心思才交出了一份写得歪歪扭扭的字。一个同事对他说：「老王，你平时写的字那么漂亮，今天怎么了？」他支支吾吾地说：「右手臂骑车跌跟头扭了，不好握笔。」这是明显怕暴露他平时的笔迹。

  同时，刘文和文检人员再次对王倬档案中的字迹进行认真比对，一致认定，所有物证上的字迹均出自王倬之手。

  特别是上了那时候特别金贵的大学之后，他看人家经商、办实业，当官发财，心里就盼着自己也有他们那样的一天，干大事，拿大钱，发大财，享大福。

  在大学里，王倬跟同学办了个杂志，当上了「总编辑」。本来他的计划是杂志发行 10 万 20 万本的，一下子就能发起来。不料，杂志出了没人买，发行不出去，创刊号也就成了终刊号，还赔了钱。

  后来，他把家里的金戒指交给一个朋友，让他上西北卖了戒指买银元，再倒腾银元来赚钱。没想到那个朋友不靠谱，钱没赚下来，金戒指也搭进去了。

  再后来，王倬想干脆来个无本万利的，画人民币，印假火车票，这路数赚钱最快。可是，等他费劲弄出来「样品」，自己也瞧着太假，都没敢出手。

  王倬住的胡同里有个教授，独门独院，房子气派，这让他眼热。他就又想，国家有各种科技发明创造的奖励，自己何不一鸣惊人——攻克世界科学技术三大难题之一，发明「永动机」。这东西要是弄成了，国家奖金都是小意思，连诺贝尔奖金都绝对跑不了。

  资料、书籍没少买，业余时间全搭上了，熬得他头晕眼花，还得了一回肝炎。四五年的心血，终于小有成就，可谁知成果报到科学院，人家回复说永动机这东西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可能的，选这个题简直是异想天开。

  此时的王倬，仍然没有放弃大富大贵的「理想」，他决定「走自己的路」——学骗术！

  以前当兵时，他开小差回来，伪造过路条，伪造过介绍信，都成功了，自己干这个「有手艺」，成功系数大，就干这个。自此，他开始研究骗术，古代的，外国的，土骗子，洋骗子，都拿来研究。

  1960 年 2 月，王倬的处长曾拿过一张普通纸写的信，上边是一位首长给副部长随便写的几个字，让办一件事。就这么几个字，一件事就办成了。

  他特意去公安部礼堂看电影。因为那里舞台两侧，挂着毛主席、、朱德和周总理的题词，王倬拿一张纸铺在膝盖上，用钢笔把周总理的题词临摹下来。

  回到家，他天天晚上用毛笔在报纸上练周总理的字体和签名。有书法功底的他，用了一个多月就练得能够以假乱真了。

  他到小百货店买来刻刀、毛笔；在王府井买来蜡纸、刻笔、印泥。刻字钢板不是买的，上街道上借的。

  信封是从部里边找的，原是国务院来函信封，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其它字都是铅笔字，用橡皮擦掉就行，旧信封当新信封用。

  3 月 14 日、15 日两个晚上，王倬都在练习书写假批示和假介绍信，同时构思具体行动目标和行动方案。

  星期四不行，因为这天晚上是外贸部的学习时间，要不参加，会引起别人怀疑；星期六也不行，这天下午许多单位也是学习时间，要在这一段时间去银行提款，就显得很特别，如果银行不能及时付款，时间一长就可能露馅儿。所以说最佳时间就是星期五。

  头一天，3 月 17 日晚上和夜里，王倬计划好了每一个细节，制作了公函和介绍信。

  伪造的报告内容他反复斟酌：这项拨款要写成是毛主席的意思，这谁敢怀疑？谁敢不从？拨款用途编造成为了修缮寺庙，并且要求在当晚 9 时西藏活佛讲经会上出示，这符合当时报纸广播报道过的时事消息。这样，晚 7 时送现款的理由是充分的，人民银行肯定能深信不疑。

  拨款数为何需要写 15-20 万元呢？因为款子少了用不着由国家总理来审批，也用不着惊动毛主席；报告里不写具体数额，是因为国家机关这类请示，按惯例都提两个或更多几个方案，供领导权衡定夺。

  为什么要写有中外记者参加拍摄影片？那是为了在附注中所要求的提供旧票和捆得好些的话找个充分的理由。新票没法花，一花就被查出来；捆得结实规整是为便于包装运输。

  送钱的时间地点也是有讲究的。7 时是单位下班之后不久的时间，人民银行的人急着下班，这时候办事容易草率疏忽。送到民族饭店，那是因为国家民委就在民族饭店后边，西藏工委的人来京办事，住在民族饭店是顺理成章的事。

  1960 年 3 月 18 日深夜，王倬在自己家北房西屋，面对着一捆一捆的钞票，心里既兴奋，又害怕。

  此前，趁着家里人都睡着了，他已经把两个袋的大面额票子装进一个黑皮箱子里，面前还剩下二十来捆。

  王倬见他母亲被吓成这样子，赶紧拿了一叠十元大钞塞到母亲手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您甭管这钱是怎么来的，反正您用不着再跟着我受穷了，该过几天舒心日子了！」

  没几天，北京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排查」群众运动，在强大的声势下，王倬恐惧万分，仿佛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吓得他惶惶不可终日。

  3 月 25 日晚上，王倬下班一进家门，老母亲就说：「今天有人来查卫生了，到处乱瞅。」「其中，居委会的人见过，另外两个没见过」。 这更是惊吓到了王倬：「坏了，准是公安局扮的！」

  王倬把黑铁皮箱子里的钱取出来藏到西小屋，又拿出一部分藏到自己房间里。可想来想去，这么多钱，怎么藏？既然藏不住，那就烧吧，就扔到炉子里烧。

  3 月 27 日、28 日，王倬连着两个晚上在蜂窝煤炉子上烧钞票。当时是蜂窝煤炉子，总共才这么大，一晚上能烧多少张？连烧两个晚上也就烧四千多元。

  29 日、30 日，王倬觉得这么烧太慢，就在西屋地上刨了个深坑，把钱都埋在坑里。填好土，再把蜂窝煤摞在上面。

  从 3 月 18 日成功骗到巨款开始，一直到 4 月 4 日凌晨被警察带走时，他连一天舒心日子都没过上，一分钱也没敢花，自己还得起早贪黑地焚烧钱币……